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和监管创新

全球主要经济体加速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探索

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监管体系的约束能力。一些针对传统经济的监管手段，在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产业、新业态时，既缺乏监管技术手段、技术标准，又缺乏有效的监管法律依据。特别是面对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多主体的人工智能安全和伦理领域，传统监管体系根本无能为力。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 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 已经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和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 ChatGPT的横空出世或将再度燃爆人工智能治理这个讨论焦点。

客观来看，当前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并没有既定的全球规则和标准框架， 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机构来对其进行监管。各国基于自身利益， 在人工智能治理上总体呈现“ 各自为战” 态势， 也表现出差异化特征。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两个主要经济体， 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监管态度， 代表着人工智能治理的两个典型方向。

美国政府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主张“软”治理模式。早在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行政命令》， 明确了美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总基调。其后， 2 0 2 0 年1 月发布《人工智能应用监管指南》， 确立了人工智能使用规范的指导原则， 将监管视为一种阻碍创新的行为， 认为必须“ 避免妨碍人工智能创新和增长的不必要的监管或非监管行动”。2022年10 月，发布《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特别强调了人应该有的权利，即：不受不安全或低效系统所害、不受算法和系统歧视、个人隐私受到保护、知晓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并理解人工智能如何和为何产生最后的结果、有权选择不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总体来看， 美国还是强调“少管”，除必要点外，能不管就不管。

而欧洲则建立了一套相对较为激进的监管制度， 采取了“ 硬” 监管模式， 欧盟要求成员国的企业在部署创新技术之前需要预先获得政府批准。自2018年以来， 欧盟先后出台《欧洲人工智能战略》《人工智能协调计划》两个重要政策文件， 初步勾勒出欧盟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框架。2 0 1 9 年4 月， 欧盟发布《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 进一步完善细化了相关战略， 明确了“ 可信人工智能” 的两个必要组成部分和七个关键条件。2 0 2 0 年2 月， 欧盟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监管和数据战略的白皮书， 将人工智能应用情况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并设立了两个监管部门。在此背景下， 2021年4月，欧盟提出《人工智能法案》条例草案，试图在确保伦理和透明度的情况下， 为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和适用提供清晰指导，以期实现欧盟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战略目标。该草案基于风险进行制度设计，根据不同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高低，施加不同的监管措施。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如使用哪些训练数据、如何保留数据、向用户提供哪些信息、系统的准确性等。相比之下，低风险人工智能系统不受这些要求约束，只被鼓励参与自愿监管计划。

除欧美地区外，日本、印度、新加坡、阿联酋等国以及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发布了人工智能监管倡议，主要围绕人权和福祉、问责制、透明度、伦理性和社会道德标准、社会包容性和多样性、非歧视性和公平性等诸多关键点展开。日本、韩国等从发展的视角， 针对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新技术应用等问题来探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也很有特色。

纵观各国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可以发现，人权和福祉普遍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治理的第一要点。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 E E E ） 倡导的《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蒙特利尔议定书》等都提出人工智能设计应考虑人类福祉。第二要点是问责制， 其中大多数倡议强调人工智能系统必须是可审查的，确保人工智能制造商、设计师、所有者和经营者对人工智能造成的伤害负责。第三要点是透明度，应制定可测量标准，以客观评估人工智能系统合规情况，以及取代人类决策的过程。第四要点是伦理性和道德性，IEEE、日本A I 协会等建议人工智能设计应考虑社会和道德规范。第五要点是社会包容性和多样性， 应避免人工智能的使用扩大经济体及个人等之间的发展差距。第六要点是合法性， IEEE认为人工智能不应被赋予“ 人格” ， 应仔细审查现有法律， 以确保其没有赋予人工智能法律自主权。第七要点是环境危害和可持续性，确保人工智能不会造成环境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