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认知域：从习以为常到人机互生

数字技术一方面把人类带入了一个高度互连时代，为人类的认知建构着一个又一个从未有过的陌生场景；另一方面，机器智能在人类互连中的角色越来越凸显，对人类认知的影响与日俱增。在一些领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如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机器智能已然成为人类认知的关键中介，且在朝向与人类主体并列的智能体方向发展，将传统的“人-人”互连的认知转化为“人-机-人”互生的认知。

机器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是广泛且深刻的，从学习到工作，从生产到生活，从社交到健康，正快速地渗透进人类从生物属性到社会属性的方方面面。在认知域，这一渗透的趋势可以被归纳为从支持性渗透向主导性渗透的扩散与涌现。支持性渗透指机器智能对人类感官和肢体能力局限的突破与延伸。从技术诞生之日，技术就在发展中不断形成了对人类能力的支持，如体力、有规律的行动、有证据的推演，等等（Clark, 2001）。不过，在机器智能诞生之前，主导人类认知的力量还局限在人类关系中。如，在认识自然与人类自身进程中，从观念争论转向对事实的认定，实现了科学对宗教的替代；在约束人类行动中，从暴力征服转向对理性的共识，实现了法律对存有冲突的习俗和文化的替代等。机器智能对认知的渗透意味着技术对人类影响的本质改变，从感知和肢体延伸的工具性领域进入到思考与意识干预的认知领域。机器智能尽管尚未对人类认知构成整体替代，却已在诸多领域影响了人类感知、记忆、思维、语言、想象等乃至认知整体活动，让处于隐匿状态的认知域快速浮出水面，成为新技术竞争的最前沿，也成为大国博弈的新舞台。

本文试图从理解认知域的多学科视角入手，通过刻画认知域实践的两个极值，在整体上理解认知域；梳理认知域问题形成的历史脉络，分析因认知域问题凸显而带来的挑战，为进一步探讨和分析认知域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知识脉络和认知前提。

理解认知域的多学科视角

作为概念，“认知域”尽管在学术文献中已有使用，可在不同文献中，运用的术语不同，含义也不一致。人们通常认为，认知域是人类感知、思维、想象等认知活动的总称。可是在学术界，认知域关联的指称实在太过宽泛与粗略，不同学科界定的内涵与外延差异极大，在诸多方面尚未形成共识。此外，认知域也不是一个焦点明确的研究主题。更多的情形是，在某个学科讨论专门主题时涉及到认知关联的议题，且用认知域来做辅助说明。这一情形不仅发生在学术界，也出现在运用认知域的实践领域。

在学术领域，科学哲学的认知域指称科学认知活动整体，如，邦格（Mario Bunge）提出的认知域（epistemic field）是各种获取知识活动的总称。邦格认为，认知域由从事认知活动的人与社群、认知主体的整体哲学观、特定的论域及问题域、原有知识储备、使用的逻辑或数学工具等要素组成，当这些要素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称之为科学的认知域（Bunge, 1983）。邦格的认知域实际是认识论，关心的是人们如何获得知识、如何获得科学知识、如何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等问题。借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尽管认知域是许多英文术语常见的中文对译，可是，术语原文的意涵与中文认知域的意涵之间会有细微乃至较大的差异。对邦格的认知域而言，或许用“认识域”对译更加准确。

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则是人们理解语意的认知框架，是信息加工的部分环节。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通过概念来理解的，每个语义单元都在具体的认知框架中获得意义。兰加克（Ronald W. Langacker）指出，认知域是语言在人们头脑中唤起的相互关联、高度组织化的概念系统（Langacker, 1987），对我们讨论的认知域而言，是典型的信息加工的部分环节。可是，兰加克认为，对某一语义的理解和表达往往涉及多个认知域，有些认知域来自于普遍经验（比如时间、空间、温度、颜色等），有些则来自特定社会、文化甚至个人的经验（比如婚姻、贸易、政治等）。此时的认知域则更像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模式化认知实践。

教育学的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更多指认知技能，也是信息加工的部分环节。布鲁姆（Benjamin Bloom）在1956年提出的教学目标分类法（Bloom's Taxonomy）将教学目标划为认知、情感和动作等三个领域（Bloom et al., 1956）。他的认知域涵盖的是处理客观事实和信息的主要技能，包括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六个层次。在布鲁姆之前，对青少年认知发展的研究已经基本框定了教育学的认知域关注，如皮亚杰（Jean Piaget）的一系列工作强调教育活动与认知发展的关系，关注的也是认知过程与认知技能（让·皮亚杰，2009）。

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域（cognitive studies）聚焦于认知的心理、信息处理以及思维等过程与行为的关联。如果排除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的关注既涉及信息加工，还关涉认识形成与认知影响。在学科史意义上，认知心理学是对行为主义进行反思的产物，也是把认知作为专门领域推向学术前沿的一场学术运动。以奈瑟（Ulric Neisser）的《认知心理学》出版为标志，认知心理学不仅在学术竞争中大获成功，也真正奠定了心理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基础地位。随后，记忆（如George Miller, 1956）、学习（如Jerome Brune, 1960）、语言（如Noam Chomsky, 1965）等因素作为认知域的重要变量被纳入考量之中，也把对认知的研究推入了学术主流，促进了认知科学的出现。

不过，在认知科学中，认知域（the field of cognition）是一个整体领域，指称多学科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s）的研究范围。认知科学倾向于将认知域视为遵循某些程序和规律的计算系统，是致力于探索人类获取、存储、交换、加工、利用、再生产信息的内在机制，研究人类的知觉、注意力、记忆、语言、思维、决策等意识活动，进而揭示人类认知、拟合人类认知、再造人类认知的多学科集合，如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自然语言学、人工智能等。

归纳起来，在学术领域，一部分研究将认知域作为自变量，探讨认知域对其他现象的影响，如作为信息加工的语言习得和技能学习，以及作为认知形成和认知影响的知识生产等对其他因素如人的行动的影响；另一部分则将认知域作为因变量，探讨认知的生物过程、心理过程、社会过程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认知科学把认知域推上了学术前台，可对认知域的多学科歧义也说明，学术界对认知科学相关领域的探讨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认知域的足够重视。让认知域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实践领域对认知域的探索。

在实践领域，军事实践将认知域推向了战争形态的最前沿。曾经，人们默认外生于人体的武器是理解战争形态的依据。如依据兵器将战争划分为冷兵器战争和热兵器战争；再依据兵器杀伤力、杀伤范围、投射距离等作进一步分类。此外，从古至今，在战争中运用心理因素尽管不乏经典案例，《孙子兵法》甚至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可在实践中，心理因素依然只是影响战争输赢的自变量，而不是《孙子兵法》期待的因变量；更没有将整个认知域纳入作战对象的先例。

21世纪初，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在实践领域将认知域推上了战争形态的最前沿。在这份报告中，美国的军事专家用认知域来归纳人类的感知、理解、信仰、价值观、决策等认知领域的关联因素，目的不是拓展对认知域的认识，而是将认知域纳入作战对象。这份报告指出，为了赢得战争，干预敌方与己方的认知可以成为作战策略。认知域也因而被视为与物理域、信息域并存的第三个战场。严格来说，这三个战域并不互斥，界限却非常明确。物理域作战是指运用任何武器和任何战术在物理空间的战争，无论目标是什么，物理空间是战场。信息域作战则指运用信息作为武器在任何空间的战争，无论目标是什么，信息是武器。认知域作战指运用认知模型，通过信息投喂影响人的情感、心理、意志、信念、价值观等，干预人的认知、在认知层次赢得战争，即“不战而屈人之兵”。认知域作战是信息域作战的发展。如果说信息域作战是干预人的心理，则认知域作战是在心理干预的基础上进一步干预人的认知，如观念等。

从非常有限的文献可知，“认知域作战”主要有三大关注点。一是信息投喂。运用最前沿的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大量真假难辨的信息，以干预舆论、引导情绪、传播意识，即人们通常说的信息战。二是心理干预。以人类认知规律、认知缺陷、认知陷阱等为入口，运用精准数字画像进行润物无声的信息投喂和信息屏蔽等，进而精准且有效地干预人的心理（余远来、陈茜，2022），即人们通常说的心理战。三是认知干预。以认知科学结论为入口，运用综合技术包括脑机接口技术干预人的感知、认知、情绪、情感、观念、信念等意识活动，即人们常说的认知战。由此可见，认知域作战不是单一战争，而是覆盖信息获得、信息加工、认知形成，乃至认知影响的整个认知域的战争，是以赢得认知认同为目标的战争。

迄今为止，人们对认知域概念的宽泛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认知及其关联因素的复杂性。当人们谈论认知时，有时指对特定对象的观念，有时又指知识、信念、决策等思维活动，有时还可能扩大到人类意识整体。每一种指称在给定语境里的意义是清晰明确的，可在宏观上的意义却是模糊的。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学者们说的认知还是各自学科领域的一个因素，而非将认知理解为认知域整体的结构化部件；况且，认知活动只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而非人类意识的全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不同学科的多样性理解、特别是对认知域实践的前沿发现，对认知域的探讨离不开人类认知活动，而人类认知活动又离不开从信息获取、输入到认知输出的过程，在输入与输出之间还离不开信息加工。如此，我们认为，认知域是通过信息获取、信息加工、认知形成以达成特定认知影响的一系列人与信息交互的科学和实践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