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认知域：从习以为常到人机互生

模式化认知：习以为常。2018年，北京大学主办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教授在大会启动仪式上强调，“哲学家们的思想碰撞，能够促进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等重要的时代论题”。显然，林建华教授把哲学家们的相互交流当成学习的一种形式，把哲学家们的思考理解为认知形成。可是，“学”又如何“成”呢？值得玩味的是，哲学大家们认为重要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人们的日常实践中早就有获得答案的某种线索。俗语说，习惯成自然。学以成人和习惯成自然，前者强调了“学”的关键性，后者提供了“成”的路径，两者精准地刻画了认知域实践的第一个极值：习以为常。其中，“习”是获得模式化认知的路径，“常”则是模式化认知水平的最高境界。通俗地说，通过不断学习，人们有机会获得对日常事物无需思考的、由自我主导的模式化认知。

传统中国对“认知”的探究由来已久。在诸子百家时代，各家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社会主张，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那就是认为，天下没有生而知之者，孔子都说自己“非生而知之”了，还有谁自称“生而知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人的认知和认知水平，即人们常说观点、眼界和境界都是习得的，诸子百家皆然。

说到学习，自然要论聪明与愚钝，即生物因素如智商对认知的影响。孔子承认人的智商是有差别的，也因此把人的学习能力划分为三等，除了上智与下愚，还有一个中间等级。有趣的是，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认为无论是哪一等都可学习。孔子还认为，只要有学习的动机（如“为”“欲”“求”），且认真学习（如“学而时习之”），都可以成仁，都可以“学而知之”，无非是有些人知得多，有些人知得少而已。

如果说生物因素影响认知形成，社会因素则关涉认知影响。孟子认为，山林是养出来的，美德是社会位育的，“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可是，社会如何位育呢？在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是社会义理的昭彰。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求”既是学习冲动，也是学习活动。“求”自然要有“求”的方法，“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对孟子而言，学习不仅要得法，还要排除各种干扰，“尽心、知性、知天”，以达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的境界。

与孔孟不同，荀子不仅主张学习，更倡导不停地学，“学不可以已”。运用类比方法，荀子试图证明学习就像是用墨线直木，用砺石磨刀。“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且荀子认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对荀子而言，学习是达成习以为常的不二法门，“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钻研诸子百家的文献证据表明，“学”与“知”是中国传统对认知域探讨的核心范畴。在诸子百家看来，人的学习能力是有差异，可是，学习依然是达到某个认知水平的唯一途径。而且，学习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不断努力，终身力行。其中，内省或反思是不断提升认知水平的有效路径，也是形成社会共识的方法（邱泽奇，2022）。

问题是，不断提升认知的目的又是什么？诸子百家的论述表明，不是为了探寻认知是什么，而是为了建设天下大同的社会。据此，我们甚至认为，中国传统对认知域的探讨更像是当下进行认知域实践的先声。曾经，诸子百家围绕天下大同的社会目标把相关争议汇聚到了一个主题下；如今，为了理解认知域，人们把与认知域相关的诸多学科汇聚到了一个主题下。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诸子百家的年代，各家对认知域的探索都是工具性的，而非真理性的；且探索的目标是一致的，连不入流的兵家也在其中（后面会讨论到兵家），那就是，不管人是如何在日积月累中习以为常的，目的都是把社会目标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日常实践。顺着这个逻辑，我们还认为，习以为常形塑的不只是社会成员的认知，还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文化，以及社会观念与文化的传承发展。

如果说中国传统是把认知域作为黑盒，强调在日积月累中通过对认知的形塑，把社会规则内化为人们的行动准则，为达成“学以成人”的目标提供方法路径，是工具性的；那么，西方传统对认知域的探讨则没有中国传统的目的性，而是把人的认知作为对象，试图打开认知黑盒，探索认知规律。

亚里士多德（Ἀριστοτέλης）的《论灵魂》用形质论来刻画人的感知和思维等认知活动，认为感性认知、理性认知是客体将自身的感性或理性施加在人相应官能之上的结果（Shields, 2020）。因此，认知是历经感性、想象，最终抽象出理性的过程。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第一哲学沉思》中系统地反驳了亚里士多德“主客相符”的认知观。他认为，在人的认知中，真正可靠的部分并非来自感官经验，而只能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洛克（John Locke）则质疑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观点，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人类的心智曾经是一块白板（blank slate），不存在任何先在的概念和观念；人类认知只能是经验的产物，观念总是从外在的感知经验和内在的心理经验中产生。休谟（David Hume）在《人性论》中以怀疑论的立场动摇了一切来自经验的认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面对洛克和休谟等人对“人类是否存在内在认知结构”的质疑和挑战，康德（Immanuel 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在承认“物自体不可知”的前提下，提出人类可以通过感性直观形式、知性范畴和理念为自然界立法，重新论证了人类的内在认知结构与科学认知的真理性。

简短的回顾可以说明，西方传统更有兴趣的不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认知以及如何通过形塑认知去达成某个社会目标，而是探索认知是什么以及认知从哪里来。当然，西方传统也有把认知域作为工具的努力，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曼陀罗》等作品中着力描绘了两种人：一类人清醒、冷静，对形势、条件与利害、人心洞若观火，善于诱导和干预他人的认知，终能利用他人的欲望达成自己的目的；另一类人则纯粹受激情和欲望的驱使，往往被他人的诡计欺骗，轻易被各种假象蒙蔽，最终成为他人利用的垫脚石。即使如此，马基雅维利依然围绕着认知本身，而不是把对认知的探讨指向某个社会目标。

比较东西方传统对认知的探讨，我们认为，习以为常是认知域一项传统的实践。在中国传统里，认知域探索的真正意义不在其内容，而在认知主体对认知的实际运用。中国传统忽视抽象概念与逻辑推理，更加重视人的判断力、权变能力、对事物整体和本质的把握（李泽厚，1984）。的确，作为有目的的认知域实践，其理想状态是运用多种认知工具，在润物无声和潜移默化中建构人们的模式化认知，形塑共同的观念、分享共同的文化，期待共同的社会目标，如天下大同。尽管西方传统聚焦认知黑盒里的结构与过程，却也无法否认中国传统的实践价值。事实上，始于冷战的西方国家的认知域实践，似乎在重复中国传统对认知域的理解，在习以为常中形塑人们的认知。

习以为常的极值性在于把人们对事物的认知都寄托在日积月累的模式化认知里。可是，模式化认知是有条件的，即，人们身处稳定的环境、面对的是熟悉的事物。问题是，人们并非总是处在稳定的环境、面对熟悉的事物。一旦身处多变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事物，又当如何？这便是另一个极值，非模式化认知的心随境转。

非模式化认知：心随境转。人类之所以有机会建立模式化认知，在于认知对象的特征／关系具有稳定性。科学研究是人类对自然现象模式化认知的典型代表，依靠的正是自然现象特征／关系的稳定性。如，给定时间的天体运行特征／关系的稳定性，给定环境的物质属性稳定性，给定实验条件的物质关系的稳定性等。如果没有特征／关系的稳定性，科学研究便失去了建立事物之间关系模式的事实基础，模式化认知也失去了前提。

同样，对社会现象的模式化认知也基于社会现象特征／关系的某种稳定性。还记得人类学家研究他者社会的例子吗？人类学家之所以用长时间生活在他者社会的方式形成对他者社会的认知，在于他者社会的特征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同理，社会学家之所以能对受教育程度与人生成就的关系形成模式化认知，也在于工业社会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相对稳定性；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对投入产出关系形成模式化认知，也在于经济要素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等等。